天津南开学记(一)——我与“思想史”

2019-03-10 07:29:12 / 打印

思想史是一门学科。我是一个学者。

初来南开大学,我师从赵德宇老师,修思想文化史,比思想史范围大些。

很早就看过王家骅先生的书《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》。儒雅质朴的他就是思想史专业。他书架上那套《日本思想大系》和他的学问我是仰之弥高。

大家都读丸山真男的书,过了这么多年,我还依稀记得他提出的“思想家评价标准”:思想的范围(回答了哪些问题)、思想的密度(阐述的方式是鸿篇巨制还是小册子)、思想的影响力(接受者的多少)、思想的超前性等。我反复揣摩丸山提出的东西,后来在毕业论文里用了这个“评价标准”,在当时算一种成熟的写作方法了。

赵老师主攻的洋学是个有趣的专业。如果让我重新选择,我可能会写“江户时代的化学实验”之类的题目,比思想史更生动。日本室町时代(1333——1568)的历史复杂,平安朝的历史(794——1192)太遥远,大家都觉得江户时代日本文化烂熟、多彩纷呈。后来,我就选择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思想家“本多利明”作为论文选题。起因是我发现他最早在日本提出限制人口,那个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帝国的构想让我更为吃惊。我从小就一直未放弃对俄罗斯的关心。库页岛的开发与建设属于日俄关系的范畴。写“本多利明”又不涉及太多哲学概念。这个毕业论文选题兴趣使然,难度不大。

写作论文的过程很苦。那微薄的研究生补助让我们这些不懂劳动者疾苦的“读书种子”颇为心酸,天津的冬天在20年前也是很冷的。陈俊杰老师帮忙修电脑,从哪里弄来一个“小太阳”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南开那几年,我读了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、赵翼的《二十二史札记》、许渊冲的诗词英译。不过,还没立志要翻译诗歌。

南开有一种规定:先前不学史学的硕士生要补修。现在也是如此。我很气愤,投入史学专业的不该奖励吗?还要多修学分。我还是去听了几次江沛老师的本科课程。南开很刻板吗?当然不是,关键看教师和具体的人,江沛的课学生们很愿意听。但是,这位后来的历史学院院长在学问上也只是局限于史学史中的“战国策派”。

写作初稿的过程结束了,时间刚到2000年的10月底。12月初,王家骅先生不幸去世。我忙于求职,没来得及参加他的葬礼。现在看来,那时候的我两耳不闻窗外事,对父母、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历史学和文学、对身边的师长,看法都太简单化,而且摇摆不定。这种偏激的“三观”,总要经过许多历练才有所改进。

就在快答辩的时候,我和赵老师发生了争论,我想在判断思想家的标准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,用了理科的概念,好像还要用数学“公式”。后来感觉到自己有画蛇添足的嫌疑,所谓文理结合的尝试就放弃了。

答辩后,我就要去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教书了。从那时起,我和历史学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远,而是忽近忽远。今天看,随着兴趣走,害己不浅。

从南开回东北以后,也有新的学术方向的选择问题。我写过《地缘政治的未来》一文,今已不存,东师在大约十年后才成立国际关系学院,一有时间,我还要读许冠三的《新史学九十年》那类书。毕业论文答辩结束那一刻,我就和思想史这个学科告别了:“思想”是琢磨不透的,今后的写作不能总用从日本借鉴来的方法,不能总是使用丸山真男那几个概念。另外,我的哲学功底不行,对于中国的宋儒哲学不太懂,非要去写日本思想史是不是强己所难?

从毕业论文答辩以后,我也再没用过比较的研究方法。尽管我不公开反对。

总的来说,毕业后的前五年是自修政治学和国际法,总要努力求建设,同时要完成学校规定的企业文化研究。2010年以后,基本没有碰历史学,在“宪法权利”方面看了一些书,但是为了孩子的教育,重新捡起了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古典文学。

从此,我和“思想史”学科就再无交集。